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

绍兴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等待岳飞的不是什么封赏，而是一桩精心罗织的“谋反”罪名。他被直接投入临安大理寺的监牢，地点就在今天杭州小车桥一带。接下来的事情，就颇具讽刺意味了：负责审讯和拷打的，正是本该监察不法的监察御史。一边是狱中的严刑逼供，另一边，宋金双方的议和谈判却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和议将成，主战派往往首当其冲。金军统帅完颜宗弼（金兀术）更是毫不掩饰，他给秦桧的信中写得直白：“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内外两股势力的夹击之下，岳飞的态度却始终如一，那份光明磊落、为国尽忠的气节，在阴暗的牢狱中显得愈发夺目。

“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问题在于，任凭秦桧一伙如何搜罗，也找不出任何像样的“谋反”证据。然而，有没有证据，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就在绍兴十一年的除夕夜，一纸“特赐死”的诏令从宫中传出，岳飞在临安大理寺内含冤遇害，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也未能幸免，被腰斩于市口。可以说，这是一场由奸臣与昏君共同酿成的悲剧。

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冤死，瞬间点燃了抗金将士与民间百姓的怒火。连另一位大将韩世忠都愤然出面，当面质问秦桧，要求一个说法。秦桧被逼问得无言以对，最终只能含糊其辞地搪塞道：“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吧）。”韩世忠听罢，当场厉声反驳：“‘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句质问，穿越时空，道尽了千古之冤的荒诞与不公。

于是，一代民族英雄，就在这轻飘飘的“莫须有”罪名下，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就义之前，岳飞在供状上挥笔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哪里是供词？这分明是悲愤到极致的呐喊，是对历史与苍穹的最后控诉与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