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复旦大学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总结他三十年文学创作。莫言觉得这是一件尴尬事：到底我该表现得冷若冰霜呢，还是得意忘形？我决定麻木，我对自己说，被讨论的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与你无关的人。

这种冷静的、近乎旁观的视角，似乎成了他审视自我的常态。就连家乡那座以他为荣的莫言文学馆也不例外。馆名由王蒙题写，对联出自贾平凹手笔：“身居平安里，心忧天下；神游东北乡，笔写华章。”既有高密老乡的极大热情，又有当代文坛名家的加持，可莫言走进去时，感受到的依然是一种荒诞——仿佛馆里陈列的那个“莫言”，是与己无关的局外人。

话说回来，或许正是这份清醒，让他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格外稳健执着，且心无旁骛。无论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带来的荣誉，还是在第八届作代会上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声名，乃至眼下沸沸扬扬的诺奖预测传言，似乎都未曾给他的生活实质增添或减少什么。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最重要的终究还是作品本身。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作家与故乡”系列莫言卷《学习蒲松龄》里，你看到的，依然是他一向的姿态：走到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正如他自己写的：“吾家高密东北乡，三贤四宝美名扬。石磨火烧咬头好，韮菜炉包滋味香。曾经村村酿新酒，如今户户存陈粮。高梁虽美无人种，唯有玉米遍地黄。”他曾坦言，故乡留给他的印象，就是他小说的魂魄。这本集子收入的19个短篇，故事各异，结构和风格也充满变化，从扎实的写实到恣意的魔幻，用莫言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写着写着笔就飞起来了”。

读书报：您曾经提到自己对短篇小说的创作和销售充满信心，喜欢阅读短篇小说的读者大有人在。为什么近年反而短篇写得少了？

莫言：我对短篇一直情有独钟，短篇自身有长篇不可代替的价值，对作家的想象力也是一种考验。前一段时间我又尝试写了一组短篇。短篇的特点就是短、平、快，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挑战。写长篇还是大工程，即便是文坛的老工匠，面临巨大的工程也会发怵。长期不写，刚上来就写长篇会觉得手生，通过写短篇热热手再写长篇，就像赛马一样跑热蹄子再比赛。

我一直认为，不能把长篇作为衡量作家的唯一标准。写短篇也可以写出成就。国外的契诃夫、莫泊桑，中国的苏童、迟子建、刘庆邦……不说长篇、中篇，单凭短篇也能确立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写短篇完全可以写成一个大家。

读书报：无论故事的氛围是荒诞无稽还是鬼怪精灵，作品丰富的想象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提到您的作品，评价总离不开“想象力”。尤其在《学习蒲松龄》中，从书名到内容都是对中国民间想象传统的一种回归。您怎么看待作家的想象力？

莫言：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有独特的想象力。我最近担任柔石短篇小说奖的评委，天天在读小说，发现每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各具特点：刘慈欣的短篇《瞻仰上帝》写到天体物理，有非常深厚的修养和准备。他利用深厚的科学知识作为想象力的基础，把人间的生活、想象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产生独特的趣味。这样的能力我就不具备。须一瓜、哲贵、海飞、杨少衡……各自都有特别的想象风格。我是比较“土”的想象，离开乡村和农业就没有想象的材料。有人说写作就是天马行空，这其实是狂妄之言。创作必须借助物质的材料才可展翅飞翔。杨少衡对官场非常熟悉，写官场小说就如鱼得水；海飞写的谍战小说跟麦家又不一样，他写人性的纠葛；叶广苓写满清贵族有关的小说，因为血液里有这些东西，写得就炉火纯青。如果让我来写满清贵族的格格，可以通过查资料写作，但是肯定不如人家。

所以说，每个人的想象力其实是有限的，想象是很“物质”的东西，即使胡思乱想，也要有物质依托。我的想象力凭借什么？马牛羊鸡犬豕，高粱地玉米田……写这些得心应手；一进入城市生活、科幻领域，一进入特殊的历史题材领域，就不是我的长项了。这也是作家应该注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