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时节
清明又至，与家人前往东山为奶奶扫墓。记忆里荒凉寂静的山坡，如今已是一片喧哗，扫墓与踏青的人流交织。放眼望去，坟墓挨着坟墓，景象与二十多年前大不相同——那时的山上坟茔寥寥，如今却如扩张的城市一般拥挤，甚至也映照出几分人间的“贫富不均”。有的墓冢富丽堂皇，大理石底座、花岗岩碑石，其造价据说足以在城里购置一套房产。这类坟墓前，五颜六色的清明花插得满满当当，纸钱在微风中飘舞，爆竹声此起彼伏，鲜花与祭品也摆放得整整齐齐。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仅有一抔黄土、几丛荆棘的孤坟，已然无人问津。
奶奶坟茔的下方，便有这么一座。几年来似乎都无人祭扫，拨开草丛，从斑驳的墓碑上依稀辨出，墓主名叫吴炳华，生于清道光年间。立碑人是他的女儿女婿，想来如今也已作古。这家，怕是断了香火。每次来，我总不忘在这座孤坟前也插上几枝清明花。这不全然是同情，或许也是代奶奶行一件善事——她这一生，都在做好事。
奶奶懂哲学吗？
她不懂。老子孔子、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些名字对她而言遥远而陌生。但她自有其为人处世的标准，有一套扎根于生活深处的人生哲学。童年与她长期相伴的岁月，让这套哲学深深影响了我。即便不完全赞同，却也难以摆脱其烙印。一个人童年的印记，如同疫苗，其影响往往贯穿一生。这便是奶奶的哲学。
善
与人为善，是奶奶的立身之本。直到她去世，我才真正理解这四个字的分量。一位没有财富、没有权势的老人，离世后竟有上百人上门吊唁。她的两个儿子也只是寻常工薪阶层。出殡那天，我捧着遗像走在队伍前面，街道两旁爆竹声不断。按规矩，哪家放爆竹，我便需跪下磕头回礼。三里长街，跪了不下数十次，的确良裤子磨破了，膝盖也肿了，心里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宽慰。奶奶并非什么大人物，一生无功可纪，无绩可考，却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大家只说：“奶奶人好。”在中国人的语境里，“好”往往便是善良的同义词。
富人行善，手段繁多：修桥铺路、兴学建院、资助孤寡，善名自然远扬。而对穷人而言，善良有时近乎“无用”的代名词。但奶奶的善，恰恰在这“无用”中显出力量。
父亲曾回忆，1939年日寇来袭，奶奶带着四个孩子逃难。两岁多的小儿子病了，同路的乡亲见她一个女人拖拽四个孩子实在艰难，便劝她把病儿送人，也算给孩子一条活路。奶奶不肯，流着泪说：“他爹最喜欢这个小的，我也舍不得。”那时，爷爷已被日军打死，姑姑十四五岁，父亲十一岁，叔叔九岁。奶奶领着这群半大孩子，一路乞讨，睡过寺庙、教堂，父亲甚至说曾在棺材里栖身。条件艰苦到极点，到了南昌，实在无法，才将小儿子送给一户信佛的人家。孩子送走，她的魂仿佛也丢了，寝食难安。没过几天，她终究受不了，跑了一百多里路，哭着求那户人家把孩子还给她，说“是死是活，一家人在一起”。后来，这位小叔叔还是病死在逃难路上。奶奶只说：“这是命，我尽了心。”父亲感叹：“她心太善，总可怜别人，其实她自己才是最可怜的那个。一生劳累，从未享福，全为了子女，为了他人。”
这话我信。亲眼见过她帮助许多落难的人。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灾情尤重。一天，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带着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来乞讨。那年头粮食金贵，我们自己也天天吃红薯。奶奶却让母子三人吃了一餐，还塞给那妇女一元钱和二斤粮票。那女人泪流满面，直说婆婆是菩萨心肠，按着孩子要磕头。奶奶拉起孩子，只是说：“人总有遭难的时候，不用谢。”
在邻里间，奶奶口碑极好。谁家老人病了、孩子闹了，她总主动去帮忙；东家缺根葱，西家少瓣蒜，喊一声，她便让我送去。她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与人为善，菩萨保佑。”当然，生活从不按人的愿望铺展，好人也未必总有好报。遇到这般事，奶奶还有一个法宝，那便是——忍。
忍
“忍”是奶奶的安身之本。她常对我说：“身稳口稳，四处好安身。凡事忍着点，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道理易懂，践行却难；忍一时或许容易，忍一辈子，则需要何等的韧性？这倒让人想起另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奶奶说，幼时母亲为她裹脚。那时女孩子为谋个好婆家，都得经历这一关。她痛哭、喊叫，但最终忍了下来。一个终身从事体力劳动的女人，依靠的竟是这双“三寸金莲”，其中痛苦，可想而知。十二三岁，她便随爷爷背井离乡，到小镇做童工，后来嫁给了他。爷爷是个剃头匠，做事勤快，却嗜赌。奶奶说，赌桌上爷爷有时两天两夜不下来，三九天把脚浸在冷水里都没知觉。漫漫长夜，她独自守着孩子，流泪到天明。她忍了，认了这是自己的命。
日寇来了，打死了丈夫。她忍辱负重，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跋涉上千里，辗转十几个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熬到抗战胜利回到小城。抗美援朝爆发，她又将小儿子送上前线。那三年，她如何熬过？天天祈祷，月月进庙烧香，日日盼信又怕信。父亲说，与叔叔同批参军的有二三百人，战死上百。叔叔命大，只受了伤，后来还提了干。五年后，当一身军装的儿子出现在面前，奶奶已是满头白发。摸着儿子身上的伤疤，她哭了，又笑了。
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家与一位邻居合住一栋公房，共用客厅，这在五六十年代很常见。两家原本和睦，直到父亲被送去劳教，邻居阿姨当上居委会副主任，心思就变了。她家五个孩子，房子不够住，竟不经同意，强行将自家房间向客厅扩出一米。施工时，我不肯，八九岁的孩子豁出去挡着，泥瓦匠见状也不敢动。奶奶含着泪把我拉开，对那女人说：“你家孩子多，不够住，我晓得。但你要先跟我商量，不能横着来。”她又忍了。后来我家搬走，那位女邻居竟主动上门赔不是，两家关系反而和好了。
奶奶对自身的病痛也忍。她患肺病，常咳嗽、吐血。为了省钱，很少去医院，咳得厉害就买几斤梨，用冰糖煮了吃，能平息一阵，却治不了根。童年记忆里，奶奶的咳嗽声——“咳－咳－咳”，像佛堂的梆子，又像道观的钟声，清晰而空灵，伴我入梦。去世前一年，医生拍片发现她肺部已有多处空洞，不禁质问：“怎么不早送来？亏得老人能忍，一般人早垮了。”这倒让人想起鲁迅先生，那位美国医生也曾惊叹，他的肺病状况常人五年前就该去世了。
忍耐，究竟是个人的力量还是懦弱？是民族的优点还是弊端？或许难以简单论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忍耐，常常是弱者的生存法则。
勤
“天上掉大饼，也要起早。”这是奶奶的口头禅。她是个勤快人，打我记事起，就没见她闲过。我家后面是月亮山，砍柴种菜的本事，都是跟她学的。她在后山坡开垦菜地，种白菜、萝卜、辣椒、茄子、大蒜，种得最多的是南瓜。她挖了几十个土墩，全点上南瓜，总说：“南瓜是好东西，既当菜又当饭。”每到收获季，家里堆满南瓜，还分送左邻右舍。那时天天吃南瓜，粥、糊、饼、炒、煮、炸，花样翻新，直吃到腻。如今南瓜成了绿色食品，倒成了有钱人餐桌上的点缀。
上学后，奶奶带我上山砍柴。她的“装备”总是一丝不苟：先梳头，再用黑色包头巾一层层裹紧——山上风大，她怕冷。穿着宽大的桶裤，裤腰折两折，用宽布带扎紧，权当护腰。最讲究的是脚：从膝盖下到脚踝，一圈圈打好绑腿，将裤脚扎进去，她说这样走路有劲。最后穿上那双小鞋。她走路慢，但极稳，一步一挪。我则一路小跑。到了山上，找块平地，放好扁担绳索，便开始干活。夏天清晨六点上山，九点左右便能砍好柴担下山。奶奶担柴走的步子很特别，有点像如今模特走的猫步。当时只觉得有趣，现在回想，那一步步里，藏着多少艰辛与坚韧。
阴雨天或夜晚，她也少有空闲，不是补衣就是纳鞋。我穿的鞋大多出自她手。我做作业，她就在一旁，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纳鞋底。花白的头发，布满皱纹却神情专注的脸，像一幅木刻版画，深深印在脑海里。奶奶带大了自己的儿女，抚养了我（因父母离异，她给了我双倍的母爱），带过叔叔的女儿，带过我的小弟弟，还做过保姆，前后带过十几个孩子。七十岁了，还念叨着盼我早点成家，说要给我带孩子。可惜，没等到那天，她便走了。我劳碌一生的奶奶。
后来读书，看到许多伟人都将“勤”列为成功秘诀。但奶奶用一生诠释的勤劳，是如此直接而形象。她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但她，是我心中的月亮山——家乡小镇后面那座坚实的高山。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俭
爷爷走后，奶奶带着几个孩子究竟如何熬过来，至今我也未能完全理清。父亲说，她给人看孩子、当保姆。解放前的行情不清楚，五六十年代，做保姆一个月也就五六块钱，遇上好东家，年节或许送点礼。此外，还帮人做鞋、洗衣。父亲和叔叔七八岁起就做小贩，卖香烟、瓜子、水果糖，背个箱子沿街叫卖，勉强糊口。稍大些，便去做苦力，到外地贩点货回来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批发兼零售。那日子不好过，常挨警察棍棒，受地痞敲诈。贩货全靠肩挑，一天走七八十里是常事。有次叔叔路上发疟疾，倒在路边睡了五六个时辰，把奶奶急坏了。可没法子，病好了还得干。
贫穷逼出了奶奶的精打细算。持家的原则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解放前日子苦，她却操持得井井有条。解放后，父亲有了工作，叔叔参军，条件稍好，但她节俭依旧。家里的鸡蛋是自家鸡下的，蔬菜大半是地里种的。奶奶买菜，总挑下午去，能便宜些。她常到江边买鱼，专挑毛花鱼，二分钱一斤，一元钱能买一篮子。洗净晒干，用油一煎，很是下饭。路上见到有用的东西——纸箱、布头、破铜烂铁、鸡毛鸭毛——她都捡回来，积少成多，卖给收破烂的。西瓜皮可以炒菜，瓜子晒干能炒着吃。印象最深的是杀鸡，她总小心翼翼地把鸡胗内壁那层黄皮（鸡内金）剥下来，晒干。那是中药，能卖两分钱。
我的衣服鞋子也多是她手作。用浆糊把碎布头一层层糊在壳子上，晒干，叠起来，再一针一线纳成鞋底，结实又舒服。一双鞋要做两三天，千针万线，耗费多少工夫。
穷人最怕生病。对付小病，奶奶自有办法：拉肚子喝口杨梅泡的酒，烫伤擦点江猪油，中暑了刮痧，牙痛含凉水。这些土方有时还真管用。偶尔她还用“精神疗法”。每当我感冒发烧，她用湿毛巾敷在我额头，安慰几句，然后拿个茶杯，装半盅米，用手帕盖上。先在我头上晃几下，便出门到巷子里，一面洒米，一面拉长声音喊：“细毛喂——回来哟！”声音尖细悠长，由远及近。朦胧中，仿佛走失的魂灵真被这呼唤牵了回来。过一两天，病果然好了。长大了知道，感冒本就会自愈，但亲人的慰藉与呼唤，或许真能让病痛好得快些。
奶奶爱讲故事，尤其爱讲鬼故事。她口中的鬼，颇似蒲松龄《聊斋》里的角色，大多善良。她说人是有灵魂的，人走了，魂还在。上学后知道这叫迷信，唯物论不信鬼。但“魂”呢？鬼与魂是不是一回事？这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也未必说得清。宗教认为灵魂存在于天堂。而那些生活中令人感念的、不逝的英魂与伟大精神，算不算灵魂的一种？奶奶已走了许多年，却仍时时浮现眼前。或许，奶奶就是我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