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行业游说组织Coin Center近日进一步阐述了其观点：软件代码即为言论自由，理应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目前，加密开发者是否会因其技术发明的使用方式而被追责，仍存在持续不确定性。

先看一个核心判断：编写和发布加密软件代码，与撰写一本书或公开一份食谱，在本质上究竟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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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Coin Center执行董事Peter Van Valkenburgh和研究主管Lizandro Pieper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两者并无二致。他们的核心论点是，《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个人言论与表达自由，为那些仅仅负责发布和维护软件的开发者，提供了一层坚实的宪法保护伞。

报告强调，这些开发者的角色定位是“表达者和发明人”，而非“袋里人、托管人或受托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传统金融监管中的事前登记或许可要求，生硬地套用在以言论表达为主的活动上，不仅背离了金融监管的历史逻辑，更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先行约束”——而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约束几乎总是违宪的。

这份报告的出炉，背景其实相当紧迫。加密软件开发者们正迫切寻求法律上的“安全港”，以避免因自己所开发工具的实际用途而承担刑事责任。回顾去年，包括Tornado Cash开发者Roman Storm在内的数起案件就广受关注，开发者因其软件被他人使用的方式而被定罪，这在业界敲响了警钟。

当开发者直接与用户互动时，监管适用

那么，监管的边界究竟在哪里？Van Valkenburgh和Pieper撰写此报告，正是试图为法院和监管机构描绘一幅更清晰的路线图，以区分哪些是受宪法保护的纯粹软件发布行为，哪些则属于开发者的专业行为并因此可被监管。

他们提出的框架其实很直观：关键在于开发者是否对用户形成了实际控制。当开发者开始控制用户资产、为用户执行具体交易，或代表用户做出决策时，其行为便跨入了可被监管的专业范畴。反之，如果仅仅是创造并发布了一个工具，那么这更应被视为一种言论表达。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报告指出，部分下级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混淆了软件发布中本应区分的“行为”与“言论”，这催生出了所谓的“功能性代码理论”，从而削弱了《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力度。有些法院甚至提出，因为软件可以被执行并产生现实世界的影响，所以它更像“行为”而非“言论”。

“我们认为此类活动纯属言论表达，即便部分下级法院存在偏差，最高法院的现有司法解释也坚持这一判断。”

为了支撑这一观点，他们援引了1985年的Lowe诉SEC案。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当发布者并未代表客户持有资产或为客户采取具体行动时，其行为属于受言论自由保护的范畴，不构成应受监管的专业行为。这一判例，为今天的加密软件争议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加密开发者不能被当作替罪羊

加密技术的革命性在于，它通过点对点交易和自主管理，在许多场景下消除了传统的中介环节。资金的发送与托管不再必须依赖某个中心化的权威机构。而传统上，正是这些作为中介的金融机构，因为“代表用户行事”而需要接受政府监管并持有相应牌照。

面对新技术带来的监管挑战，报告承认建立新框架确实不易。但话又说回来，绝不能为了“行政上的便利”，就简单粗暴地将软件开发者界定为新的中介。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正道，而是一种懒政。

报告的核心主张其实非常明确：加密软件并不需要什么新颖的法律理论或独特的豁免条款。它真正需要的，是将那些早已确立的《第一修正案》原则，忠实地、不打折扣地应用于新的技术环境。

“在计算机时代，软件已成为表达思想和组织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这些原则的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突出。编写和发布代码就是言论。在自由社会中，言论不能因许可限制而陷入沉寂。”

现实案例的压力仍在持续。去年，Roman Storm因共谋经营无牌资金转移业务被判有罪，但其辩护团队正致力于依据最高法院的其他判例提出动议，核心论点在于他并无意参与所指控的犯罪行为。无独有偶，以隐私为重点的比特币钱&包Samourai Wallet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也因同样罪名被定罪，并分别获刑四至五年。

这些判决无疑让整个加密开发社区感到寒意。说到底，这场争论远不止关乎几行代码或几个开发者，它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数字时代，我们如何界定创造的自由与责任的边界？当工具本身无罪，有罪的是工具的滥用者时，法律的天平究竟应该倾向哪一边？这恐怕是留给法庭、监管者乃至整个社会的一道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