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量子科技的双城记：从合肥的“GDP”天团到深圳的“二次创业”

说到中国量子科技的发展脉络，中国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核心枢纽。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的量子研究逐步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

业内有个有趣的说法，中科大量子领域的领军人物——郭光灿、杜江峰、潘建伟三位中科院院士，因其姓氏拼音首字母恰好组成了“GDP”，被戏称为量子科技界的“三巨头”。这个“天团”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更关键的是，他们推动了一种“科学家即创业者”的独特产学研模式，让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有了走向产业化的清晰路径。

作为量子领域的“国家队”，合肥国家实验室汇聚了顶尖力量。目前全球量子计算的主流技术路线，比如超导、离子阱、光子、中性原子等，在这里都能找到对应的深耕团队。依托中科大深厚的学术积淀，合肥已经构建起一个从高端人才培养、前沿技术突破到成熟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圈，这是其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那么，后来者如何破局？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与根基深厚的合肥相比，深圳的量子产业起步确实晚了不少。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俞大鹏院士在2015年当选后，毅然选择了“二次创业”，南下深圳攻坚更具挑战性的课题。如今，这座研究院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技研究的主力军。

既然不是最早出发，就必须走出不一样的路线。俞大鹏院长将研究院的发力点清晰地聚焦在四个方向上，旨在形成差异化优势。

其一，深耕量子物态调控（量子材料）

这个方向偏重基础研究，可以理解为研究院打造的“原始创新池”。它的目标很纯粹：瞄准诺奖级的科学发现，为后续一切技术应用提供最底层的理论和材料支撑。没有这个“池子”里的活水，后续的技术河流就可能干涸。

其二，在量子计算领域错位发展

面对合肥在量子光学路线（如九章光量子计算、中性原子等）上的领先优势，深圳选择了聚焦固态量子计算，重点押注超导和硅基半导体两条路径。其中，硅基半导体量子计算被定为核心主攻方向，这背后有着与现有半导体产业生态衔接的深远考量。而在超导路线上，则与合肥形成互补，各自发挥所长，协同做大蛋糕。

其三，押注量子精密测量的新赛道

在这个领域，研究院重点投入光量子集成方向，并由青年科学家刘俊秋牵头推进。让新鲜血液主导一个前景广阔的细分方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富有战略眼光的布局，旨在打造全新的竞争优势。

其四，攻坚量子工程应用的“根技术”

这才是真正体现“硬核”特色的部分。研究院以自主研发科学仪器为突破口，集中力量攻克电子光刻机、低温冷头、稀释制冷机等关键设备。这些被卡脖子的“根技术”一旦突破，不仅能支撑自身研究，更能形成难以被替代的核心壁垒。

从合肥依托“GDP”天团构建的全生态优势，到深圳聚焦“根技术”的差异化突围，中国量子科技的双城故事，正演绎着基础研究与工程攻坚并行的协同路径。两者的布局看似不同，实则共同绘制着中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至关重要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