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波罗

《蓝色档案》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80年。说来令人唏嘘，从《51号兵站》到《蓝色档案》，其间相隔了差不多快20年，我已经从青年向中年迈进了。

故事发生在东北某敌占区，日寇投降前夕，日侵华情报官冈田曾密藏了一份叫做“蓝色档案”的长期潜伏特务名单。国民党政府为挽救败局，特令军统特务头目王洲、赵康搞到此名单。我党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反扑阴谋，迎接全国解放，指派党的地下工作者沈亚奇偕李华以银行家及其下属的身份潜入敌人心脏，围绕着“蓝色档案”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然而，一切周折与斗争却中了冈田的金蝉脱壳之计，到手的原来是一份假名单。沈亚奇毫不气馁，穷追不舍，终于在冈田随身佩带的一把长剑里找到了真正的“蓝色档案”。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沈亚奇和李华等驱车冲过敌人的哨卡，奔向接头地点，而赵康已率重兵赶来。为了让战友携“蓝色档案”安全脱险，沈亚奇将顽敌引向绝壁，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电影剧照

看过影片的读者，或许通过这段故事梗概会重新想起那些鲜活的镜头。片中，最主要的正面人物就是沈亚奇和李华，前者由向梅扮演，后者由我扮演。得知我们这对“组合”后，有人打趣地对我说，“这回‘小老大’与史秀英接上关系了。”向梅曾在《保密局的枪声》中扮演过史秀英，我曾在《51号兵站》中演过梁洪（即“小老大”)，这两个银幕形象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这次，向梅扮演的沈亚奇是我的上级，以女经理的身份出现；我则作为她默契的得力助手。此刻，旁人打趣的一句戏言引起了我的深思：人们对“小老大”的印象太深了，如何使“李华”的表演区别于“小老大”梁洪呢？通过采访和案头分析，我深切体会到，从本质上讲，他们确实有共性：都是年轻的地下工作者，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和群众观点，都属于充满“第二计划”（即在一种外在行为掩饰下，达到另一种真实的内在目的）的角色。相异之处是李华是银行职员，行多于言；梁洪是帮会老板，唇枪舌剑。

我想，我的表演必须体现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要让“李华”的人物个性明显有别于“小老大”。于是，在李华办理银行业务时，我努力表现他文质彬彬、应付自若的外貌，但又绝非唯命是从，做到“活而不浮”。在他提取蓝色档案的过程中，则试图突出他英气勃勃、身手矫健的风度，但又绝非简单鲁莽，做到“勇而不鲁”。我想如果把这个人物“文”“武”两个方面的表演幅度拉大，性格色彩就会显得丰富鲜明，李华也就不会成为第二个梁洪。李华特别吸引我的，还在于他在全剧中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他对组织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全都倾注在他智勇的行为里。他通过眼睛、形体，把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蕴藏在心底的美好语言都倾吐了出来。行多于言的角色是适合于电影表演的，它给予表演以更大的自由，但对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影片的三位主演梁波罗、向梅、叶志康在拍摄外景地合影

“十年浩劫”带给我心灵和身体上的创伤，使我在塑造这个人物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十几年脱离业务，形体上发生的变化，加之在干校时右腿胫腓骨骨折……所以影片中李华“夜入战管所”和“古庙取档案”两场戏所要求的敏捷形体动作，对我都是考验。记得开拍前，有位好心的同志曾劝我：“这类跳跳蹦蹦的角色让年轻人去演吧，我们中年人该演些有深度的人物。”我笑而不答，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意念：要抓紧时机创造几个有深度的青年银幕形象，借以偿还“动乱”里被贻误的青春！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挑战。

至今记得拍摄中的一些难忘细节。比如，在宁波天台山国清寺拍摄前，出现了让人十分尴尬的意外。本来，剧组开进寺庙后，我们被待若上宾，僧侣们难得有机会与一干当红明星近距离接触，所以表现得非常友好。可是突然有一天，制片主任急匆匆地对我们说，赶紧打铺盖走人吧，寺庙容不下我们了。再一问，才得知，不知是谁多嘴，无意间向哪位和尚做了“剧透”，说到剧中的重要情节是军统特务把绝密文件藏到了寺庙里。这还了得？居然污蔑我们认敌为友，与敌特沆瀣一气，说我们寺庙暗藏敌人？一怒之下，不由分说把我们轰赶出庙，一时让剧组好生为难，却又奈何不得。不得已，只好收拾家当，转战他处，移师苏州某小庙。这回制片主任左叮咛右嘱咐，要大家吸取教训。那还用说，大伙自然默契配合，个个变得很谨慎，绝口不提剧情。好在打打杀杀均为夜戏，发生在僧人熄灯之后，总算阿弥陀佛，拍摄得以顺利进行。

堪称“经典老爷车”的蓝色别尔克

《蓝色档案》剧情惊险，其中还有不少飙车戏。要是放在现在，弄一大堆豪车拍“飙车戏”也不是难事，该撞就撞，该毁就毁，而且无论什么牌子的车都弄得到。那时可难了，车子本来就是稀罕物，再说根据剧情需要，还得指定车型，非得弄一辆旧上海的别尔克轿车。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尚款”，现在假如到网上去查询，还能查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坐的这款别尔克小轿车，图上面标得清清楚楚1941年产于美国。我们当年拍摄所需，就是这款现在堪称“经典老爷车”的蓝色别尔克。这是一件贯串全剧的重要道具，可是到哪儿去觅呢？毕竟已经进入20世纪80年代，那款车型，可是40年代的呀。制片主任上天入地打听寻找，就是无处可觅。后来经过“地毯式搜索”，终于在某部队大院发现了一辆陈旧的美式别尔克。几经交涉，以新车与其置换，赶紧拖回来喷成蓝色，远远看去很像一回事。但因年久失修、机械老化，加之刹车不灵，似一位整过容的长者，稍一劳累即显疲态。于是去外景地大连，只得享受特殊待遇——托运先行，道具部门视之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轻易不让行驶。

说到大连，还有个小插曲。当年女儿小菁5岁，乃学龄前儿童，我在外景地特别想她。鉴于我的戏份基本杀青，同时也想减轻妻子的压力，经制片同意，拜托剪辑师葛海娣把小菁“托运”来大连。葛告诉我说，这孩子特乖，跟着她一点也不认生，船上大人几乎个个呕吐不止，唯她吃睡不受干扰。那天清晨，我去码头接她，她高兴地扑到我怀里，令我好生感动。在大连的日子里，没有通告时，我带她四处逛逛，父女俩在组里度过了一段温馨时光。同时，她也成了扮演沈亚奇女儿的封莉姐姐的玩伴，两个小女孩趿拉着服装组的高跟鞋，满屋子疯跑，给枯燥的外景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电影剧照

影片中有几场很惊险的“追车”场面，需要我们在很狭窄的拍摄空间里表演。那时我们的车技属于“临时抱佛脚”水平，再说开的是老爷车，既要想着车技，又要想着表演，何况开在悬崖边上，怎么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后来在剪辑时，有人就诟病我们“不够悬”。这当然说得对，可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容易吗？不要说我们不容易，摄影师也不容易啊。记得很长一段山路上，为了“同步拍摄”，我们“开”的别尔克和摄影师、导演一干人马被安置在一辆20吨的平板车上，摄影机就架在前车的玻璃吸盘上。那时的技术哪有现在那么发达，摄影机可是剧组最昂贵的家当，怎么保证拍摄中不让摄影机从吸盘上掉下来？这可让大伙伤透了脑筋。由于会拍到转弯的镜头，摄影机的稳定性更不好把握，于是照明师傅李沛江自告奋勇俯在前车身，时刻护着机器，小心翼翼，视若宝贝。当时，就是在比较“原始”的条件下，我们完成了种种惊险镜头。

记得有一阵子，老天也很不帮忙。很多镜头需要去浙江奉化拍，但剧组到了那儿，竟连遭风雨，甚至迎头赶上了倾盆大雨。见状，只好打道回府。直到第三次，老天爷才赏脸，不再风雨交加。早上上山，到山上已近中午，赶紧投入拍摄，生怕一拖时间就进入了黑夜。拍摄中，有一幕记忆尤深：向梅在“追车”时，一边保持着身体平衡，一边对敌人开枪。子弹虽然是空弹，可枪却是货真价实的。一个娇女子，再怎么英雄豪杰，毕竟不是舞枪弄棒的料，而向梅又是执著于“戏比天大”的好演员，所以很投入地进入角色，在急速驰骋的车上扣动扳机。然而，在运动模式下，很难掌控其间的尺度，扣动扳机后产生的后坐力一下子把她的脸给撞伤了，顿时血流满面。暂停后，我们一个劲地问她，疼吗，疼吗？当然疼，但她咬紧牙关。咋办呢？是立刻送她下山就医，还是临时处理伤口见机行事？大伙都揪心地望着她。

影片中激烈的追车戏

此刻，但见向梅露出坚毅的神色，让化妆师给她擦拭血迹，补妆，继续拍！她说，假如我下山就医，大部队只好停下来等我，这是一笔多大的开销啊！你看，到了这样的时刻，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集体的损失。对于我们这些敬业的影人来说，并不觉得那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自然而然的由衷之言。想到现在一些“明星大腕”动辄豪车保姆伺候，吃不了一点苦，反差何其大也。

当年没有“颜值”一说，换作今日，肯定要称向梅为“颜值爆表”了。遥想当年，她一袭黑丝绒旗袍、一双高跟鞋、一串珍珠项链，外加一把檀香扇，玲珑有致，气质典雅。正如剧中人物美国情报部汤姆逊所言，俨然是个东方美人。当时我们曾被人称为“美女加帅哥”的黄金组合，与她演对手戏十分舒服，合作也非常愉快。只是出于剧情需要，沈亚奇和李华一直被一层暧昧关系所笼罩，给外界造成的印象是女经理爱恋下属男职员，而沈、李正好利用这层保护色开展工作。问题是作为演员诠释角色，必须有一处捅破假象显露真迹。导演同意我的观点，嘱我自行寻找释疑节点。最后被我找到了：在紧张的山路追车中，沈亚奇被敌击中背部，李发现后急切地唤了声“大姐”。仅两个字，将他们的战友关系揭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胜过万语千言。

欣慰的是，这些苦没有白吃。影片公映后，好评如潮，观者如云。在1981年的上半年，仅上海地区就放映1700余场，观众逾199万人次。在当年，与其他影片如《天云山传奇》和《白蛇传》相比，属于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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