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T细胞衔接器（TCE）在全球医药研发领域的热度持续攀升，尤其是在肿瘤治疗和自身免疫疾病方向展现出巨大潜力。自2024年下半年起，跨国药企对TCE技术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一系列重磅交易接连落地，其出海势头甚至不亚于当年抗体偶联药物（ADC）的盛况。

作为一种特殊的双特异性抗体，TCE的设计原理是通过一端或两端连接肿瘤相关抗原来定位肿瘤细胞，另一端则与T细胞的CD3表位结合，从而激活T细胞发挥肿瘤杀伤作用。与ADC依赖细胞毒素杀伤肿瘤细胞不同，TCE通过激活免疫系统实现治疗，对靶点表达量的要求较低，但对肿瘤特异性要求更高。相比个性化定制的CAR-T疗法，TCE双抗具备"现货"优势，在便利性、可及性和生产成本方面表现更优，因此被视为下一代免疫治疗的核心方向之一。

国内药企在TCE领域已形成规模化竞争格局，技术平台驱动的管线深耕与全球化BD合作并行推进。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TCE全球市场规模将从2020年的4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30亿美元，并有望在2034年突破101亿美元。这一增长背后，得益于TCE在血液瘤、实体瘤和自身免疫疾病三大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在血液瘤领域，TCE已取得显著成果。截至2025年7月，全球已有9款TCE双抗获批上市，覆盖多发性骨髓瘤、弥漫大B淋巴瘤等多个适应症，市场规模超百亿美元。例如，维立志博的LBL-034采用独特的"2+1"分子结构设计，在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试验中，高剂量组客观缓解率达到100%，显著优于强生同类产品。康诺亚的CM336也已进入I/II期临床，早期数据显示其抗肿瘤活性良好。

实体瘤领域曾是TCE研发的难点，主要挑战包括靶点安全性问题和肿瘤微环境中淋巴细胞数量较少等。然而随着技术进步，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安进的Tarlatamab已在美国获批上市，用于治疗小细胞肺癌；国内药企开发的CD3/CLDN18.2、CD3/EGFR等管线也在早期临床中展现潜力。德琪医药的ATG-106是全球首款采用"2+1"结构的TCE双抗，针对卵巢癌和肾癌，其CDH6靶点在妇科肿瘤中高特异性表达，结合低毒性优势，有望突破实体瘤治疗瓶颈。

在自身免疫疾病领域，TCE同样展现出应用前景。针对B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病，B细胞耗竭疗法是一种潜在治疗手段，而TCE双抗通过搭配B细胞TAA的设计，有望在这一领域实现突破。例如，安进的CD3/CD19双抗在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初步试验中显示出积极疗效。

国内药企在TCE领域的布局各具特色。维立志博采用"血液瘤打底、实体瘤突破、自免领域卡位"的三维策略，构建了覆盖三大领域的管线矩阵。其CD19/BCMA/CD3三抗通过创新合作模式与Aditum Bio达成合作，交易总额达6.14亿美元，创下国内临床前TCE管线授权纪录。康诺亚则基于nTCE平台开发了多款双抗，但核心资产CM336和CM355的海外授权使其管线梯队面临挑战。德琪医药通过自主开发的AnTenGager平台，实现了从ADC向TCE+ADC双轮驱动的战略转型，其针对前列腺癌的ATG-110，为传统免疫治疗应答率低的适应症提供了新方向。

差异化竞争成为TCE领域的重要趋势。智翔金泰以创新抗体技术为核心，聚焦特色靶点，其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GR1803已进入II期临床，并与Cullinan Therapeutics达成8.5亿美元授权协议。时迈药业则专注于实体瘤TCE治疗，其SMET12在治疗靶向失败的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试验中，疾病控制率达到100%，客观缓解率为41.7%，最长无进展生存期超9个月，验证了EGFR靶点TCE的临床价值。

平台型药企在TCE领域的优势日益凸显。岸迈生物拥有三大技术平台，其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EMB-06和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EMB-07均已进入临床阶段。2024年，岸迈生物就EMB-06与Vignette达成战略合作，获得6000万美元首付款及最高5.7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2025年，其用于治疗转移性前列腺癌的EM1031，也以最高2.1亿美元的付款总额授权给Juri Biosciences。

中国TCE双抗的发展已跳出"低配版CAR-T"的刻板印象，形成"平台突围+出海模式创新"的差异化路径。国内150余条在研管线的背后，是中国药企从靶点模仿到技术定义、从单一License-out到NewCo的全面升级。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实体瘤肿瘤微环境穿透、长期安全性验证等技术瓶颈需进一步突破，BCMA、Claudin18.2等靶点仍面临同质化竞争压力。未来，TCE的竞争力将来自"平台+生态"的协同，与ADC、PD-1等疗法形成联合矩阵，或将成为制胜关键。